Cambridge Chinese Classics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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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《论语》

《论语》是一本以记录春秋时思想家、教育家孔子和他的弟子及再传弟子言行为主的汇编,又称为论、语、传、记,是儒家重要的经典之一。由孔子门生及再传弟子集录整理,内容涉及政治、教育、文学、哲学以及立身处世的道理等多方面,是研究孔子及儒家思想尤其是原始儒家思想的主要资料。南宋时朱熹将《大学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、《中庸》合为「四书」,使之在儒家经典中的地位日益提高。今本并不是由孔子的弟子或再传弟子编订,也不是稍后些的人根据不同版本编订结集的,今日所读之本经历了两次大改造,一个是西汉末年,汉成帝帝师张禹以《鲁论》为主,结合《齐论》编定的《张侯论》,有21篇;西元二世纪中期,郑玄又以《张侯论》为底本,根据不同版本进行点校,定下《论语》今本,并结集了两汉间对《论语》的不同解释。不到一百年后,何晏把郑玄本及其反对派的观点编成了《论语集解》。何晏之后,南北朝时代,皇侃,受佛教的影响,编成《义疏》本。西元八至九世纪,唐朝的韩愈、柳宗元对郑玄、何晏所编之本都持怀疑态度,要回到原典。但由于郑玄在世时已与孔子相差600余年,《论语》原典并不可考。今本据阮元校勘《十三经注疏》本统计,约1万2千字。

结构

现存《论语》共20篇,492章。每篇篇名取自正文开头,或“子曰”、“子谓”后首句的前二、三字。学而第一、为政第二、八佾第三、里仁第四、公冶长第五、雍也第六、述而第七、泰伯第八、子罕第九、乡党第十、先进第十一、颜渊第十二、子路第十三、宪问第十四、卫灵公第十五、季氏第十六、阳货第十七、微子第十八、子张第十九、尧曰第二十。

《论语》命名的意义和来由(杨伯峻)

《论语》是这样一部书,它记载着孔子的言语行事,也记载着孔子的若干学生的言语行事。班固的《汉书·艺文志》说:
“《论语》者,孔子应答弟子、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。当时弟子各有所记,夫子既卒,门人相与辑而论纂,故谓之《论语》。”
《文选·辩命论》注引《傅子》也说:
“昔仲尼既殁,仲弓之徒追论夫子之言,谓之《论语》。”
从这两段话裹,我们得到两点概念:(1)“论语”的“论”是“论纂”的意思,“论语”的“语”是“语言”的意思,“论语”就是把“接闻于夫子之语”“论纂”起来的意思。(2)“论语”的名字是当时就有的,不是后来别人给它的。
关于“论语”命名的意义,后来还有些不同的说法,譬如刘熙在《释名·释典艺》中说:“《论语》,记孔子与弟子所语之言也。论,伦也,有伦理也。语,叙也,叙己所欲说也。”那么,“论语”的意义便是“有条理地叙述自己的话”。说到这里,谁都不免会问一句:难道除孔子和他的弟子以外,别人的说话都不是“有条理的叙述”吗?如果不是这样,那“论语”这样命名有什么意义呢?可见刘熙这一解释是很牵强的。(《释名》的训诂名物,以音训为主,其中不少牵强傅会的地方。)还有把“论”解释为“讨论”的,说“论语”是“讨论文义”的书,何异孙的《十一经问对》便如是主张,更是后出的主观的看法了。
关于《论语》命名的来由,也有不同的说法。王充在《论衡·正说篇》便说:“初,孔子孙孔安国以教鲁人扶卿,官至荆州刺史,始曰《论语》。”似乎是《论语》之名要到汉武帝时才由孔安国、扶卿给它的。这一说法不但和刘歆、班固的说法不同,而且也未必与事实相合,《礼记·坊记》中有这样一段话:
“子云:君子弛其亲之过而敬其美。《论语》曰:‘三年无改于父之道,可谓孝矣。’”
坊记的著作年代我们目前虽然还不能确定,但不会在汉武帝以后,是可以断言的①。因之,《论衡》的这一说法也未必可靠。
由此可以得出结论:“论语”这一书名是当日的编纂者给它命名的,意义是语言的论纂。
①吴骞《经说》因《坊记》有“论语”之称,便认它是汉人所记,固属武断;而沈约却说《坊记》是子思所作,也欠缺有力论证。

《论语》的作者和编著年代 (杨伯峻)

《论语》又是若干断片的篇章集合体。这些篇章的排列不一定有什么道理;就是前后两章间,也不一定有什么关连。而且这些断片的篇章绝不是一个人的手笔。《论语》一书,篇幅不多,却出现了不少次的重复的章节。其中有字句完全相同的,如“巧言令色鲜矣仁”一章,先见于学而篇第一,又重出于阳货篇第十七:“博学于文”一章先见于雍也篇第六,又重出于颜渊篇第十二。又有基本上是重复只是详略不同的,如“君子不重,”学而篇第一多出十一个字,子罕篇第九只载“主忠信”以下的十四个字;“父在观其志”章,学而篇第一多出十字,里仁篇第四只载“三年”以下的十二字。还有一个意思,却有各种记载的,如里仁篇第四说:“不患莫己知,求为可知也,”宪问篇第十四又说:“不患人之不己知,患其不能也。”卫灵公篇第十五又说:“君子病无能焉,不病人之不己知也。”如果加上学而篇第一的“人不知而不愠,不亦君子乎”,便是重复四次。这种现象只能作一个合理的推论:孔子的言论,当时弟子各有记载,后来才汇集成书。所以《论语》一书绝不能看成某一个人的著作。
那么,《论语》的作者是一些什么人呢?其中当然有孔子的学生。今天可以窥测得到的有两章。一章在子罕篇第九:
“牢曰:‘子云:吾不试,故艺。’”
“牢”是人名,相传他姓琴,字子开,又字子张(这一说法最初见于王肃的伪《孔子家语》,因此王引之的《经义述闻》和刘宝楠的《论语正义》都对它怀疑,认为琴牢和琴张是不同的两个人)。不论这一传说是否可靠,但这里不称姓氏只称名,这种记述方式和《论语》的一般体例是不相吻合的。因此,便可以作这样的推论,这一章是琴牢的本人的记载,编辑《论语》的人,“直取其所记而载之耳”(日本学者安井息轩《论语集说》中语)。另一章就是宪问篇第十四的第一章:
“宪问耻。子曰:‘邦有道,谷;邦无道,谷,耻也。”
“宪”是原宪,字子思,也就是雍也篇第六的“原思为之宰”的原思。这里也去姓称名,不称字,显然和《论语》的一般体例不合,因此也可以推论,这是原宪自己的笔墨。
《论语》的篇章不但出自孔子不同学生之手,而且还出自他不同的再传弟子之手。这里面不少是曾参的学生的记载。像泰伯篇第八的第一章:
“曾子有疾,召门弟子曰:‘启予足!启予手!《诗》云,战战兢兢,如临深渊,如履薄冰。而今而后,吾知免夫!小子!’”
不能不说是曾参的门弟子的记载。又如子张篇第十九:
“子夏之门人问交于子张。子张曰:‘子夏云何?’对曰:‘子夏曰:可者与之,其不可者拒之。’子张曰:‘异乎吾所闻:君子尊贤而容众,嘉善而矜不能。我之大贤与,于人何所不容?我之不贤与,人将拒我,如之何其拒人也?”
这一段又像子张或者子夏的学生的记载。又如先进篇第十一的第五章和第十三章:
“子曰:‘孝哉闵子骞,人不间于其父母昆弟之言。”
“闵子侍侧,誾誾如也;子路,行行如也;冉有、子贡,侃侃如也。子乐。”
孔子称学生从来直呼其名,独独这里对闵损称字,不能不启人疑窦。有人说,这是“孔子述时人之言”,从上下文意来看,这一解释不可凭信,崔述在《论语余说》中加以驳斥是正确的。我认为这一章可能就是闵损的学生所追记的,因而有这一不经意的失实。至于闵子侍侧一章,不但闵子骞称“子”,而且列在子路、冉有、子贡三人之前,都是难以理解的。以年龄而论,子路最长;以仕宦而论,闵子更赶不上这三人。他凭什么能在这一段记载上居于首位而且得着“子”的尊称呢?合理的推论是,这也是闵子骞的学生把平日闻于老师之言追记下来而成的。
《论语》一书有孔子弟子的笔墨,也有孔子再传弟子的笔墨,那么,著作年代便有先有后了。这一点,从词义的运用上也适当地反映了出来。譬如“夫子”一词,在较早的年代一般指第三者,相当于“他老人家”,直到战国,才普遍用为第二人称的表敬代词,相当于“你老人家”。《论语》的一般用法都是相当于“他老人家”的,孔子学生当面称孔子为“子”,背面才称“夫子”,别人对孔子也是背面才称“夫子”,孔子称别人也是背面才称“夫子”。只是在阳货篇第十七中有两处例外,言偃对孔子说,“昔者偃也闻诸夫子”;子路对孔子也说,“昔者由也闻诸夫子”,都是当面称“夫子”,“夫子”用如“你老人家”,开战国时运用“夫子”一词的词义之端。崔述在《洙泗考信録》据此来断定《论语》的少数篇章的“驳杂”,固然未免武断;但《论语》的着笔有先有后,其间相距或者不止于三、五十年,似乎可以由此窥测得到。
《论语》一书,既然成于很多人之手,而且这些作者的年代相去或者不止于三、五十年,那么,这最后编定者是谁呢?自唐人柳宗元以来,很多学者都疑心是由曾参的学生所编定的,我看很有道理。第一,《论语》不但对曾参无一处不称“子”,而且记载他的言行和孔子其它弟子比较起来为最多。除开和孔子问答之词以外,单独记载曾参言行的,还有学而篇两章,泰伯篇五章,颜渊篇一章,宪问篇和孔子的话合并的一章,子张篇四章,总共十三章。第二,在孔子弟子中,不但曾参最年轻,而且有一章还记载着曾参将死之前对孟敬子的一段话。孟敬子是鲁大夫孟武伯的儿子仲孙捷的谥号①。假定曾参死在鲁元公元年(周考王五年,纪元前四三六年。这是依《阙里文献考》“曾子年七十而卒”一语而推定的),则孟敬子之死更在其后,那么,这一事的记述者一定是在孟敬子死后才着笔的。孟敬子的年岁我们已难考定,但《檀弓》记载着当鲁悼公死时,孟敬子对答季昭子的一番话,可见当曾子年近七十之时,孟敬子已是鲁国执政大臣之一了。则这一段记载之为曾子弟子所记,毫无可疑。《论语》所叙的人物和事迹,再没有比这更晚的,那么,《论语》的编定者或者就是这班曾参的学生。因此,我们说《论语》的着笔当开始于春秋末期,而编辑成书则在战国初期,大概是接近于历史事实的②。
①谥法在什么时候才兴起的,古今说法不同。历代学者相信《逸周书·谥法解》的说法,说起于周初。自王国维发表了〈遹敦跋〉(《观堂集林》卷十八)以后,这一说法才告动摇。王氏的结论说:“周初诸王若文、武、成、康、昭、穆,皆号而非谥也。”又说:“则谥法之作其在宗周共、懿诸王以后乎?”这一说法较可信赖。郭沫若先生则说“当在春秋中叶以后”(《金文丛考·谥法之起源》,又《两周金文辞大系·初序》),这结论则尚待研究。至于疑心“谥法之兴当在战国时代”(〈谥法之起源〉),甚至说“起于战国中叶以后”(《文学遗产》一一七期〈读了关于《周颂·噫嘻篇》的解释)〉,那未免更使人怀疑了。郭先生的后一种结论,不但在其文中缺乏坚强的论证,而且太与古代的文献材料相矛盾。即从《论语》看(如“孔文子何以谓之文也”),从《左传》看(如文公元年、宣公十一年、襄公十三年死后议谥的记载),这些史料,都不能以“托古作伪”四字轻轻了之。因而我对旧说仍作适当保留。唐人陆淳说:“《史记》、《世本》,厉王以前,诸人有谥者少,其后乃皆有谥。”似亦可属余说之佐证。
②日本学者山下寅次有《论语编纂年代考》(附于其所著《史记编述年代考》内)。谓《论语》编纂年代为纪元前479年(孔子卒年)至400年(子思卒年)之间。虽然其论证与我不同。但结论却基本一致。

《论语》版本和真伪 (杨伯峻)

《论语》传到汉朝,有三种不同的本子:(1)《鲁论语》二十篇;(2)《齐论语》二十二篇,其中二十篇的章句很多和《鲁论语》相同,但是多出问王和知道两篇;(3)《古文论语》二十一篇,也没有问王和知道两篇,但是把尧曰篇的“子张问”另分为一篇,于是有了两个子张篇。篇次也和《齐论》、《鲁论》不一样,文字不同的计四百多字。《鲁论》和《齐论》最初各有师传,到西汉末年,安昌侯张禹先学习了《鲁论》,后来又讲习《齐论》,于是把两个本子融合为一,但是篇目以《鲁论》为根据,“采获所安”,号为张侯论。张禹是汉成帝的师傅,其时极为尊贵,所以他的这一个本子便为当时一般儒生所尊奉,后汉灵帝时所刻的《熹平石经》就是用的张侯论。《古文论语》是在汉景帝时由鲁恭王刘余在孔子旧宅壁中发现的,当时并没有传授。何晏《论语集解》序说:“《古论》,唯博士孔安国为之训解,而世不传。”《论语集解》并经常引用了孔安国的注。但孔安国是否曾为《论语》作训解,集解中的孔安国说是否伪作,陈鳣的《论语古训》自序已有怀疑,沈涛的《论语孔注辨伪》认为就是何晏自己的伪造品,丁晏的《论语孔注证伪》则认为出于王肃之手。这一官司我们且不去管它。直到东汉末年,大学者郑玄以张侯论为依据,参照《齐论》、《古论》,作了《论语注》。在残存的郑玄《论语注》中我们还可以略略窥见鲁、齐、古三种《论语》本子的异同。然而,我们今天所用的《论语》本子,基本上就是张侯论。于是怀疑《论语》的人便在这里抓住它作话柄。张禹这个人实际上够不上说是一位“经师”,只是一个无耻的政客,附会王氏,保全富贵,当时便被斥为“佞臣”,所以崔述在《论语源流附考》中竟说:“公山、佛肸两章安知非其有意采之以入《鲁论》为己解嘲地(也)乎?”但是,崔述的话纵然不为无理,而《论语》的篇章仍然不能说有后人所杜撰的东西在内,顶多只是说掺杂着孔门弟子以及再传弟子之中的不同传说而已。如果我们要研究孔子,仍然只能以《论语》为最可信赖的材料。无论如何,《论语》的成书要在《左传》之前,我很同意刘宝楠在《论语正义》(公山章)的主张,我们应该相信《论语》来补充《左传》,不应该根据《左传》来怀疑《论语》。至于崔述用后代的封建道德作为标准,以此来范围孔子,来测量《论语》的真伪、纯驳,更是不公平和不客观的。

略谈古今《论语》注释书籍 (杨伯峻)

《论语》自汉代以来,便有不少人注解它,《论语》和孝经是汉朝初学者必读书,一定要先读这两部书,才进而学习“五经”,“五经”就是今天的《诗经》、《尚书》(除去伪古文)、《易经》、《仪礼》和春秋。看来,《论语》是汉人启蒙书的一种。汉朝人所注释的《论语》,基本上全部亡佚,今日所残存的,以郑玄(127—200,《后汉书》有传)注为较多,因为敦煌和日本发现了一些唐写本残卷,估计十存六七;其它各家,在何晏(190—249)《论语集解》以后,就多半只存于《论语集解》中。现在十三经注疏《论语注疏》就用何晏《集解》,宋人邢昺(932—1010,《宋史》有传)的疏。至于何晏、邢昺前后还有不少专注《论语》的书,可以参看清人朱彝尊(1629—1709,清史稿有传)《经义考》,纪昀(1724—1805)等的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以及唐陆德明(550左右—630左右。新、旧《唐书》对他的生卒年并没有明确记载,此由《册府元龟》卷九十七推而估计之)《经典释文·序録》和吴检斋(承仕)师的疏证。
我曾经说过,关于《论语》的书,真是汗牛充栋,举不胜举。读者如果认为看了《论语译注》还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,可以再看下列几种书:
(1)《论语注疏》——即何晏《集解》、邢昺疏,在十三经注疏中,除武英殿本外,其它各本多沿袭阮元南昌刻本,因它有校勘记,可以参考。其本文文字出现于校勘记的,便在那文字句右侧用小圈作标帜,便于查考。
(2)《论语集注》——宋朱熹(1130—1200)从《礼记》中抽出《大学》和《中庸》,合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为四书,自己用很大功力做集注。固然有很多封建道德迂腐之论,朱熹本人也是个客观唯心主义者。但一则自明朝以至清末,科举考试,题目都从《四书》中出;所做文章的义理,也不能违背朱熹的见解,这叫做“代圣人立言”,影响很大。二则朱熹对于《论语》,不但讲“义理”,也注意训诂。所以这书无妨参看。
(3)刘宝楠(1791—1855)《论语正义》——清代儒生大多不满意于唐、宋人的注疏,所以陈奂(1786—1863)作毛诗传疏,焦循(1763一1820)作《孟子正义》。刘宝楠便依焦循作《孟子正义》之法,作《论语正义》,因病而停笔,由他的儿子刘恭冕(1821—1880)继续写定。所以这书实是刘宝楠父子二人所共着。征引广博,折中大体恰当。只因学问日益进展,当日的好书,今天便可以指出不少缺点,但参考价值仍然不小。
(4)程树德《论语集释》。此书在例言中已有论述,不再重复。
(5)杨树达(1885—1956)《论语疏证》。这书把三国以前所有征引《论语》或者和《论语》的有关资料都依《论语》原文疏列,有时出己意,加案语。值得参考。

参考资料